读书，2000年第4期。

宗教的神灵系统、事神仪式及宗教教义都从属于教化，服务于教化。天不变，道亦不变，天道天理与人道事理如果变了，则教不成其为教。

其五，宣讲《儒教圣训》与《儒教天戒》，教谕圣徒，劝诫圣徒。这就必须重新确定儒教的国教地位，要在民族绝大多数成员心中达成归儒宗孔，笃信圣道的精神文化共识。而宋明先圣先贤则因应佛教，传承思孟学派，因时应世，重建儒教道统。这是由于近现代西方政治思潮及全面反传统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所导致的结果。天帝殿 天帝殿外观仿北京天坛，其中供奉昊天上帝神位，周边配日、月、星坛。

横渠先生曰： 非时中而行礼义为非礼之礼，非义之义。纳魂：致悼完毕，然后由儒教士以昊天上帝的名义接纳并安抚死者的灵魂。文革中写成《中国——理性之国》，还亲赴新华门托将书稿呈毛。

梁公于此，庶几无愧乎。而中学训练成系统者，往往守旧，非蔡氏所欲延揽者也。梁当属体大思精、有学无统的情形。它们是如何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并构成了统一人格的？ 丁耘：梁漱溟之可贵，恐恰在于多重面向之共存。

将梁漱溟比作甘地不妥。建设新中国、建设新世界。

用今天的话说，梁漱溟倾向于在人生、中国两个问题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而交织也是不可避免的。梁先生学佛得力，本不执着，本无来去，故无所谓破灭。但从根本上说，是不准确的。梁毕生探索，概而言之无非两类问题。

第四类作品，基本围绕人生问题。其第一类作品，关乎某个学术论题。《究元决疑论》显示了这位24岁的作者既熟悉中文佛教典籍，又能读英文西学文献，能用西学道理谈论佛学，且分析颇深入精细。梁自己澄清过，熊十力是儒家，他本人是佛家。

具体分为《佛学如宝论》（即究元）、《佛学方便论》（即决疑）两文。如列举他所依傍，亦有所贡献之统绪，大致有：儒佛、新旧、中西（外），知行、学道、世间出世间、儒家与社会主义等等。

故梁漱溟于近代思想史大抵处于毛泽东与熊十力之间。彼初掌北大，既不欲依靠旧学统绪中出来的教员，又不能废中学而不讲。

第三方面是实际政治方面的文献，包括大量的政论及其政治思想的系统表述，后者如《乡村建设理论》，实际上也是思想性作品，但更多地属于实际政治行动的理论基础。至于胡适，于佛学可谓始终隔膜。建设新中国，即从老中国不合现代的特点出发，进行团体建设。此举不无再启对话之意。梁漱溟早年表现出的天赋究竟在何处？从教育背景看，梁漱溟所受无论中学、西学训练均不系统，他的学问与洞见又从何而来？ 丁耘：此事无甚稀奇。合论：如第二类作品，基本将人生与中国问题合而言之。

中国问题在梁亦可分为两个任务：认识老中国和建设新中国。中国年轻一代的学人，哪怕不赞成梁先生的某些具体结论，如能常常体会他的悲悯、严肃和诚恳，学得一二分他的愿力、毅力与思力，那么梁漱溟先生和真正的中国思想传统，就会仍然与我们同在。

俗事消磨，而又期自性弥陀、一念灵明不失，则儒门内唯有王学契合此机。熊学有本源，虽有政治思想，并无政治实践。

中国革命，非出毛泽东不能胜利。三联生活周刊：梁漱溟凭一篇《究元决疑论》，以中学学历被蔡元培聘任为北大教师的故事为人津津乐道，人们常以此说明蔡元培之开明或梁漱溟之天赋异禀。

而为国是奔走，政诤教辩、是自非他，在所难免。唯修佛者当不起分别、不事攀缘。梁漱溟本人在佛学修养方面的表现亦可谓早慧。彼此书信论辩，更何止数通。

这是从梁学的根底上说。第一类是纯粹的学术著作，如《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

儒家于梁，既是世间立身之本，也是中国救世之方。要之梁与甘地，就像佛教与印度教的关系，看上去有不少相似处，大本则异。

他留下的著述，大体分为四类。这也是当前中国哲学所面临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在人生、中国二重问题的汇合处，梁独重心学。当今之世，这一条件正在逐渐成熟。梁漱溟可谓学有本源，行有体用矣。其著述对此二问题的回应，有分说，也有合论。

菩萨道的慈悲，与凡夫消极颓废的悲观不一样。但他自律极严，长斋礼佛，每以日记自讼。

无论梁于内学所证如何，其养成世间光明俊伟之人格，盖无疑矣。首先佛学不是学佛，盖出于学术而非宗教，否则难以说服尚无正信者。

他文革中受冲击后，第一反应是写作《儒佛异同论》，则其志可见矣。虽曾修习大手印，是否有实证，不得而知。